实证研究的要素残缺首先意味着上述四对要素中的任一对要素的整体缺失，其次意味着在八个要素的任一单个要素的残缺。
四、结语 规则和后果在司法裁判中的地位问题，涉及法治要求和整个制度体系的设计。(三)法教义学立场的后果难题 从依法裁判到依(法律)规范裁判、法教义学立场的确立，符合法治的要求。
他将司法裁判分为法条至上、原则裁判与后果裁量等三个领域，其中，法条至上领域对应的是严格遵循字面解释就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判决的领域。因此，借助法教义学的后果难题，苏力做此偏激的言论，实际上是意欲导出与法教义学方式不同的另一种论证方式，即社科法学的论证方式。此定义包含如下三个要素：(1)根据既定的标准确定法律上重要的案件事实。最后，即使社科法学找齐所有的裁判方法，主张法官运用所有社科法学的方法进行司法裁量，通盘考量的问题又出来了。根据法教义学的立场，法条主义指的是那种机械、僵化地理解法条的做法，它很容易被与德国的概念法学和美国的法律形式主义相关联，即认为法条穷尽了法律的全部内涵。
第三，自行衡量难以实现社会合作的任务。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迫使重审法官更有效且平衡地考虑法律规定和社会共识，并依照制度和程序的要求获得最高司法权对重审判决的认可。[55]在这一基本前提下，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对于第二种表述，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法治也是密切关联。[51]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在本次论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赓续。[1]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法治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步，即从2020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法治现代化，基本建成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亦即，供给侧的社会发展和制度改革，必须以需求侧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认定为前提，这样才能实现精准和有效的生产和发展。（三）着力解决法治发展的中心和重点任务 在法治发展中要着力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不充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不平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不平衡，区域间法治发展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的不平衡，等等。有鉴于此，在对美好生活的法学研究上，我们也要注重其开放性，为了避免美好生活的法律理解沦为徒具形式的白纸黑字的分析，我们需要辅以哲学的深邃、自然科学的理性、经济学的纯粹、政治学的宏大抱负、社会学的开放、人类学的高远、伦理学的价值关怀、逻辑学的清晰、历史学的广博、文学艺术的诗性和美、神学的虔诚和信仰，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每一种法律制度都是特殊生活方式的表达，通过美好生活的参与式讨论，才会形成这一共识性表达。
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职是之故，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和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推进权利本位范式进一步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第五处：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新时期，开启了现代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社会转型，革命时代终结，社会主义建设重启。法律思维的实质就是规则化思维，具体化为权利义务思维。
能自觉调控自身需要的个人是能够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能自觉调控整体需要的国家是能够迈进自由王国的国家。因此，在自由意志的意义上，需要与权利相契合。
[20]第三，需要具有层次性、发展性和无限性。第二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讨论权利的本质时，有两种相左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选择，即权利的意志理论。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会长陈冀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在总体上，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应着宪法上的人权条款。[65]法学研究若不以阐释美好生活为理论旨归，法律方法若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关切，再精密的理论建构，再严密的法律解释、推理和论证都只是干瘪无趣的文字游戏。
【注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4.对立性，矛盾各方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怎么协调是个重大挑战。
[1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法律则是外部调控的重要手段。需要是生产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
第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在系统改革。[12]需要是发展的动力，人的需要是自我发展的动力，人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2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页。[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因此，我们要在学术的脉络下理解、以学术的逻辑阐释、用学术的方法分析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权利能够赋予人的解放，是自由自觉活动的重要前提。
（四）法学学术新范式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必然要求法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而法理思维恰恰触发了法学研究范式的创新。第三，将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对人是目的的肯定和发展，[41]也即反对把人当作实现生产目的之手段，反对把人作为实现他人目的之手段。
[38]因此，黑格尔说：法的本质就是自由。惟此，人民才会真正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作为个体美好生活的事业。
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人的需要表现于所有的社会主体，表现于社会主体自身发展的始终，表现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国家形成的期待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建成现代化强国，才能保证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作为权利本位范式的重要理论策应，法理中心范式应运而生。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意味着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权利诉求不断增长，权利话语日益高涨。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实现机制是权利，良好的法律通过激活和调动权利的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和自律性，助力于美好生活的实现。
第二，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开启法治现代化新征程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回应。
[30]报告以美好生活开篇，以继续为美好生活奋斗结尾，构成了完整的、体系的、丰富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叙事。这是以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来判断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35]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主体是否能够对客体进行正确的反映。
